说湖陵

中国历史大辞典》：“湖陵县，湖一作胡，战国宋邑，秦置县。治今山东鱼台县东南。”《辞源》：“湖陆，汉湖陵……故城在今山东鱼台县。”。关于宋国的疆域，《前汉书·地理志》有一段记载：“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郡）、梁（国）、楚（国）、山阳（郡）、济阴（郡）、东平（国）、东郡之须昌（县）、寿张（县），皆宋分也”。

战国末湖陵邑短暂属魏。公元前二百八十六年宋灭。《前汉书·地理志》：“（宋）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国），陈留（郡）、齐得其济阴（郡）、东平（国），楚得其沛（郡）。”此三家所得之郡、国，皆指相当于汉时郡、国而言。《前汉书·地理志》：“山阳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别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别为郡”。湖陵邑就是后来的湖陵县，属山阳郡，山阳郡又为“故梁”所分而来。《前汉书·梁孝王传》：“孝王死……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定为山阳王……皆以孝景中六年立。”《史记·梁孝王世家》：“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定为山阳王……山阳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山阳王，九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山阳郡。”据此可知，“魏得其梁”之时，就将湖陵得而有之了。另据“楚得其沛”而言，汉时湖陵不属沛，也是湖陵归魏之一证。

战国末期湖陵邑终属楚。公元前二百七十三年，秦欲伐楚，楚春申君黄歇使秦，上书秦昭王。《战国策·秦策四》：“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斗而驽犬受其弊……是王有毁楚之名，无得地之实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应，悉起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兵而攻留，方与、铚、胡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泗北必举”。据此可知战国最终胡陵邑属楚。

有必要说明的是，《战国策》是记载“胡陵”之名最早的史籍。《文学词典》说：“《战国策》是先秦时期继《春秋》、《左传》之后又一部著名史书”。上面所引《战国策》这段记载，被司马迁采入《史记》，被司马光采入《资治通鉴》。

置县后的建置沿革、历史大事及人物。

秦胡陵县。秦王政二十三年置。属薛郡。郡治鲁县（今山东曲阜）。《水经注·泗水》：“……曲阜，曰魯。秦始皇二十三年，以为薛郡。”薛郡领鲁县、瑕丘、无盐、须昌、张县、滕县、胡陵、方与、亢父、平阳、邹县、薛县等十二县。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秦·山东南部诸郡》。《中国历史大辞典》：“薛郡，战国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置。治鲁县，（今山东曲阜市）”。秦二世元年（前209），《史记·高祖纪》：“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史记·樊哙传》：“以樊哙为舍人，从攻胡陵、方与。”《史记·夏侯婴传》：“高祖为沛公，赐婴爵七大夫，以为太僕，从攻胡陵。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平以胡陵降”。《史记·曹相国世家》：“参以中涓从将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复攻胡陵取之。”《史记·项羽本纪》：“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项梁使别将追朱鸡石余樊君与战，余樊君死，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湖陵。”

胡陵人杜得臣，在刘邦攻胡陵之时以卒从军，后封棘阳侯。《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棘阳（侯）以卒从起胡陵，入汉以郎将迎左丞相以击诸侯，侯千户。七年七月丙辰，庄侯杜得臣元年……元朔五年侯武斃，无后国除”。杜得臣子杜但，孙杜武，相继在棘阳县（今河南南阳南）为侯七十六年。

汉五年，天下定，刘邦差樊哙兴师胡陵，毁其城，杀其民。《史记·樊哙传》：“屠胡陵”。《前汉书·樊哙传》：“屠胡陵”。全国都“解放”了，刘邦还派樊哙血洗湖陵干什么？

西汉湖陵县。湖陵县属山阳郡。山阳郡二十三县，人口八十万一千二百八十八，平均每县人口三万四千八百三十多人。湖陵县当时人口可想而知。山阳郡治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见《前汉书·地理志》、《中国历史地图集》。《史记·吕太后纪》：“四月，太后欲侯诸吕……建成康侯释之卒，嗣子有罪废，立其弟吕禄为湖陵侯”。其所言“四月”，即是吕太后元年四月，即公元前一百八十七年。《前汉书·外戚恩泽表》载，朱博封杨乡侯食千户于湖陵。“以丞相侯二千五十户，上书以故事不过千户，还千五十户”。

东汉湖陆县。东汉初年，湖陵县曾一度属东平国。《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永平）二年，以东郡之寿张、须昌，山阳之南平阳、橐、湖陵五县益东平国”。湖陆县属山阳郡。郡治同前汉时。十县，人口六十万六千九十一人。平均每县六万六百九人。见《后汉书·郡国志》、《中国历史地图集》。《后汉书·郡国志》：“湖陆，故湖陵，章帝更名”。《辞源》：“湖陆，县名。汉湖陵县，属山阳郡。后汉章帝元和元年更名湖陆”。 公元二十六年，即光武帝建武二年，“光武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伐刘永”，（《后汉书·光武帝纪》）。刘永败保湖陵。《后汉书·刘永传》：“（刘）永与麾下数十人众奔譙，苏茂、佼彊、周建合军救永，为盖延所败，（苏）茂奔还广乐（今河南虞城县西北），（佼）彊（周）建从（刘）永走保湖陵。”公元二十七年，即光武帝建武三年，“吴汉率七将军与刘永将苏茂战于广乐，大破之。”（《后汉书·光武帝纪》）。《后汉书·刘永传》：“三年春……遣大司马吴汉等围苏茂於广乐，周建率众救茂，茂、建战败，弃城复还湖陵。”公元二十九年，即光武帝建武五年，光武帝幸湖陵。《后汉书·光武帝纪》：“秋七月丁丑，幸沛，祠高原庙。诏修复西京园陵。进幸湖陵征董宪”。《中国历史大辞典》：“（章帝）元和元年封东平王苍子为侯国，改曰湖陆。”《后汉书·度尚传》：“度尚，字博平。山阳湖陆人也……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迁文安令……尚书朱穆举尚，自右校令擢为荆州刺史……封右乡侯，迁桂阳太守，明年征还京师……以尚为中郎将……复以尚为荆州刺史……后为辽东太守……年五十，延熹九年卒于官”。《续汉书》：“尚少丧父，事母至孝……为吏清洁，有文武才略”。《水经注·泗水》：“（湖陆）城东有度尚碑。”《水经注疏》引赵一清《水经注释》：“《隶释》载《荆州刺史度尚碑》。洪适曰：‘此碑石下一段残缺，事有遗失。末题永康元年丁未，盖是记立碑之岁。碑在湖陆荒野，政和壬辰，巡检王当世始迁于官廨’。后，邑令滕君欲徙于沛，舟三载三覆。继因大水，涨没，不出。乙未年，刘宗仪摄事，乃能立之使星亭，今佚”。东汉约安帝时，湖陆县令张迭因罪被杀。见《后汉书·杨伦传》。又《后汉书·单飏传》：“单飏，字武宣，山阳湖陆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术。举孝廉，稍迁太史令侍中，出为汉中太守。公事免，后拜尚书，卒于官”。

三国魏湖陆县。湖陆县属山阳郡。郡治同两汉时。见《中国历史地图集》。

西晋湖陆县，湖陆县属高平国。国治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见《中国历史地图集》。

东晋十六国前燕湖陆县。湖陆县属高平郡。郡治同西晋时。见《中国历史地图集》。《水经注·泗水》：“泗水又东迳郗鉴所筑城北”。东晋初元帝时郗鉴为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邹山。三年众至数万，加封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此时湖陆为兖州辖区，郗鉴所筑城在湖陆县内，在湖陆城西约十五里。故《水经注》先说泗水进入湖陆县，后说郗鉴所筑城。郗鉴于此地筑城以屯军御敌，当为军事所需。《晋书·前燕慕容暐载记》：“晋大司马桓温，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率军五万伐暐。前兖州刺史孙元起兵应之。温部将檀玄攻胡陆，执宁东慕容忠。暐遣其将慕容历与温战于黄墟，历师大败，单马奔高平……”。《晋书·桓温传》：“太和四年，又以温领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将冲、西中郎将袁真，步骑五万北伐。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倾。军次胡陆，攻慕容暐将慕容忠，获之”。

东晋十六国前秦湖陆县。前秦于建元十五年（公元379）以湖陆县为南兖州刺史治所。《晋书·前秦苻坚载记》：“太元四年……毛盛为平东将军兖州刺史镇胡陆”。又见《中国历史地图集》。

南朝宋湖陆县。南朝宋侨置湖陆县于淮南、当塗一带，属南高平太守。《宋史·州郡志》：“自夷狄乱华，司、冀、雝、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南高平太守领县三，户一千七百一十八，口九千七百三十一。金乡、湖陆、高平。”《宋史·索虏传》：“（永初三年十二月）徐州刺史王仲德率军次湖陆……（少帝景平元年三月）虏悦勃大肥率三千余骑破高平郡，所统高平、方与、任城、金乡、亢父等五县，杀略二千余家，杀其男子，驱虏女弱。兖州刺史郑顺之戌湖陆，以兵卒不敢出……（景平元年四月）檀道济、王仲德步军乏粮，追虏不及。道济于泰山分遣仲德向尹卯，道济停军湖陆。仲德未至尹卯，闻虏已远，还就道济。”《资治通鉴·宋纪三》：“（元嘉七年）魏叔孙建攻竺灵秀于湖陆。灵秀大败，死者五千余人”。 公元四百五十四年，即宋孝武帝建孝元年，徐遗宝为南兖州刺史戍守湖陆。《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徐遗宝是垣護之妇弟，前因護之归於吾，苦求北出，不乐远西，近磐桓湖陆，示遣刘雍，其意可见。”《资治通鍳·宋纪十》：“冀州刺史垣护之妻，徐遗宝之姊也，遗宝邀护之同反，护之不从，发兵击之。遗宝遣兵袭徐州长史明胤于彭城，不克。胤与夏侯祖欢、垣护之共击遗宝于湖陆，遗宝弃众焚城，奔魯爽。”

南朝齐废侨置之湖陆县。见《南齐书·州郡志》。《辞源》：“湖陆……南朝齐废”。

北朝魏将湖陆县地划入高平县（县治今山东微山县两城）。《魏书·地形志》：“高平县有湖陆城、千秋城。”北朝齐将高平县废入任城县。隋朝将湖陆故城划入方与县。唐朝改方与县为鱼台县，湖陆故城属鱼台县，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辞源》：“湖陆，县名……故城在今山东鱼台县”。后湖陆故城遗址又属山东微山县。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看汉元始二年、三国魏景元三年、西晋太康三年的地图，湖陵县区域城南不过六、七里，城东不过七、八里。北朝魏将湖陆县地划入高平之后，再看《中国历史地图集》，魏太和二十一年的地图，沛县的北边线紧靠湖陆城。这就说明，原湖陆县城南约六、七里的土地划入沛县了。

另据《魏书·地形志》所说：“高平县有湖陆城 、千秋城”，考以《水经注》、《水经注疏》、《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当时湖陆县的西边界至少要到鱼台县老寨乡西的复兴河。笔者另有讨论。

作为县治、州治的湖陵或湖陆虽然不存在了，但作为城邑的湖陆依然存在。人们可能出于追远怀旧的心理，大约自唐代开始，史家又称湖陆城为湖陵城了。《新唐书·王智兴传》：“元和十三年伐师道，智兴以步骑八千次湖陵”。《宋史·高宗纪》：“（绍兴十年八月）金人及郦琼合兵驻于千秋、湖陵，韩世忠遣统制刘宝等夜袭破之。”元朝于湖陵置驿站，称“湖陵站”。见《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朝称驿站为“站赤”。有陆站、水站、狗站、牛站等。元朝在中书省、通政院和兵部的管领下，有庞大的驿站组织。驿站置驿令、提领等官管理。被派充役的民户称站户，不与民户相混。如有缺，由民户签补。每一提领所领站户，多则二三千，少则三百至七百。随路驿站，三五户共当正马一匹，十三户供车一辆，自备一切什物公用。其它水站的船，狗站的犬，牛站的牛亦均自备，站长因不堪奴役，往往逃亡。中书省直辖的有陆站一百七十五处，水站二十一处。湖陵属中书省，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南北大运河通航，约于此时在湖陵设水陆两用驿站，以供“驰驿者白日马行，夜则经由水路”。据《元史·兵志》所载，中书省所辖“水站二十一处，船九百五十支，马二百六十六匹，牛二百支，驴三百九十四头、羊五百口”。平均每站约船四十五支、马十匹、牛十支、驴十九头、羊二十四口。明朝不但湖陵之名见于《明史》，就连湖陵故城中的鸡鸣台亦载于《明史》之中。《明史·河渠志·黄河》：“（嘉靖六年）是年黄河上流骤溢，东北至沛县庙道口，截运河，注鸡鸣台，入昭阳湖”。《明史·河渠志·运河》：“（嘉靖六年冬）今运舟由昭阳湖入鸡鸣台至沙河，迂回不过百里”。《明史·河渠志·黄河》：“明年（嘉靖七年）河决曹、单、城武杨家梁靖二口、吴士举庄，冲入鸡鸣台，夺运河……”。《明史·河渠志·黄河》：“（嘉靖）四十四年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余里运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北流者……或横绝，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达于徐州。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明史·河渠志·运河》：“（隆庆元年）五月，新河成，西去旧河三十里。旧河自留城以北经谢沟、下沽头、中沽头、金沟四闸，过沛县又经庙道口、湖陵城、孟阳、八里弯、谷亭五闸而至南阳闸。新河自留城而北，经马家桥、西柳庄、满家桥、夏镇、杨庄、珠梅、利建七闸至南阳闸合旧河，凡百四十里有奇……都御史翁大立代上言……宜由回回墓开通以达鸿沟，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阳湖”。

自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湖陵故城倾圮于黄水之中，湖陵古城就不复存在了。加之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五月运河改道完成——“于昭阳湖东凿新河”，湖陵之名在史册上也消失了。

自公元前约四百八十七年宋筑胡陵邑，至公元一千五百六十五年湖陵城倾圮于黄水之中，其间湖陵为城邑约二千零五十二年，为县治、州治约七百零一年。

湖陵与沛县的定边

民国志卷二沿革纪事表自秦朝开始，一直到两汉、魏、晋都在沛县名下写有“西北有湖陵县三分之一”的字样，令人不解。

北朝魏时，湖陆地属高平县。《魏书·地形志》：高平县有“千秋城、湖陆城”。历史地图多以州、郡划界线，县与县之间不划界线。方与县与湖陵县一直属同一州郡，所以无法知道两县的边界，但从前文中提到的“千秋城”而言，湖陵县的西边境至少在千秋城以西。湖陵县与沛县与滕县，常不属于同一州郡，所以其界线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如两汉、三国魏、西晋、唐、北宋、金等时期，湖陵与滕县的边界一直未变，直到微山设县。根据《中国历史地图》汉元始二年、三国魏景元三年、西晋太康三年的地图看，湖陵县城东不过七、八里。湖陵县与沛县之间的界线，自两汉、三国魏、西晋未变，根据《中国历史地图》汉元始二年的地图看，湖陵城南不过六、七里。到北朝魏时，湖陵县与沛县的边界有变化。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魏太和二十一年的地图看，徐州的北边线也即是沛县的北边线紧靠湖陵城，此后也一直未变，直到现在。据此可知，湖陵与沛县的边界是从北朝魏时划定的，也就是说，北朝魏时从新划定边界，将原湖陵县城南约六、七里的土地划归沛县。如果沛县“西北有湖陵县三分之一”，只能从北朝魏时算起。说早了就成为笑话了。试想，同为县治约七百年，谁能有谁的“三分之一”呢！

湖陵与泗水

《沛县汉文化研究》上说：“《鱼台县志》所载之清朝康熙三十年绘图，《滕县志》所载之明万历十三年间绘图，均明确标注，湖陵城乃为抱河城。泗水故道（即古运河，又称漕道）穿过湖陵城，两侧各有一半城池。”对于这种说法，影响颇大，有世居古湖陵遗址上的王君者，其考古专著《湖陵城》曰：“从沛县、滕县、鱼台县三地县志所记载的资料和图经来看，古泗水河道是从湖陵城中间穿过的，以河为界，分南北两城，二城以古泗水为界独立存在，各自有完整的城廓、城壕等设施。”所谓“《滕县志》所载之明万历十三年间绘图”，笔者没有见过，《鱼台县志》所载之清朝康熙三十年绘图，湖陵城确为抱河城,但《沛县志》和图，笔者手中也有，但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出“湖陵城乃为抱河城。泗水故道（即古运河，又称漕道）穿过湖陵城，两侧各有一半城池。”的图样；无论怎么找也找不到“古泗水河道是从湖陵城中间穿过的，以河为界，分南北两城，二城以古泗水为界独立存在，各自有完整的城廓、城壕等设施。”真是太奇怪了！两县志如止的不同,那就考证一下吧.《辞海》解《水经》说：“学术上的成就在于系统地以水道为纲，记述其源流和流经地方，确立了因水证地的方法”。下面我们就用“因水证地的方法”来考证一下，泗水是否“穿过湖陵城”。《水经·济水》：“……又东过湖陆县南。东入于泗水。”《水经注·济水》：“泽水所钟也。《尚书》”曰：“浮于淮、泗，达于菏是也。”《水经注疏·济水》：“（熊）会贞按：‘此承上菏水言，不必再标菏水，此因《汉志》水在南申言菏水东过湖陆县南也。’”《水经·泗水》：“又南过方与县东，菏水从西来注之。”《水经注·泗水》：“菏水即济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泽也，而东与泗水合于湖陵县西六十里（实为四十多里）谷亭城下，俗谓之黄水口。”《水经注疏·泗水》：“（杨）守敬按：‘此即《汉志》所谓泗水至方与入者也。据《经》合在方与之东，《注》谓合于湖陵之西，一也。’”《水经·泗水》：“又屈东南，过湖陆县南，涓涓水从东北来流注之。”《水经注·泗水》：“《地理志》，故湖陵县也，菏水在南，王莽改曰湖陆……泗水又东迳郗鉴所筑城北，又东迳湖陵城东南……。”《水经注疏·泗水》：“（杨）守敬按：‘湖陵，秦县，汉属山阳郡，后汉、魏曰湖陆，仍属山阳郡，晋属高平国，宋废。’”《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菏水在山阳湖陆南”。《汉书·地理志·湖陵》：“禹贡，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清康熙三十年之《鱼台县志·艺文志》，载有邑贡生范谦亨于明万历二十二年写的《重修菏河三教堂记》云：“鱼台古山阳地，胡陆之南，菏水经焉……”。

   《龙固镇镇志》上所载尼院残碑：“湖陵在芒砀丰沛之间，泗水00其南……凫……高0其一……韩氏以农桑……筑室十数间，多置……矣。岁月寝……兴建大殿，以塑金身……前宋崇宁二年0惠海……厚恩，后嗣香火……于皇统二年到小沛……未遑刻石而智江圆寂，院寺住持，未几0光大……书本末以告，厥……院尼智兴，郭真，郭辛。”

请看，泗水后面的两个缺字，很显然是为“河在” 二字，或“流经” 二字。读为“泗水河在其南”，或“泗水流经其南”， 除此而外就别无可通的填充了。

另外，《中国历史地图集》自春秋至明朝，湖陵段泗水（或称济水，或称菏水，或称南清河，或称会通河，或称大运河，或称少河）地图十余幅，全部将泗水画在湖陵城南。根据上面所引《水经》、《水经注》、《水经注巯》、《汉书·地理志》，《鱼台县志·艺文志》、《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泗水并不是“穿过湖陵城”，而是在湖陵城南流过。到底在湖陵城南多远呢？根据《中国历史地图》对战国、两汉及漕运时期的元、明图幅测算，大约有三里路。这就是古泗水不“穿过湖陵城”的铁证。致于《鱼台县志》所载之请朝康熙年间绘图为什么会泗水穿湖陵城而过，不知原因何在，但大量的铁证如山，读者定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笔者以为，所谓穿城而过之水，原是自北朝魏开始，至隋、唐、宋、元、明、清至今，两县或两州或两省之界沟，与泗水故道风马牛不相及。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言湖陵段之“菏水”，本为泗水，这是古人“互受通称”所形成的一水多名，笔者在《说菏水》篇中有详细的考证。最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放着這么多俯拾即是的铁证于不顾，却偏偏拿一个北朝魏以后才形成的且毫无根据的边界沟充当泗水，到底为什么？

湖陵泗水与沙河村

故湖陵城西北约十里处，有一沙河村。《沛县汉文化研究》上有文曰：“又见乾隆二十九年《鱼台志·河》的记载：此地系为沙河镇，宋代已有此村，因沙河得名。因村处沙河南北两侧，故称前沙河村，后沙河村”。关于流经湖陵故境上的古沙河，笔者在“说沙河”篇中已说过，这条河原称泗水，宋朝时改称南清河，元朝时又改称会通河，明朝时又改称沙河。沙河自谷亭北向东南流，经沙河村西南继续向东南流。此河自元朝起就是通达南北的大运河。因沙河而定村名，取其源远流长之意，是很合乎情理的事。如果说“宋代已有此村，因沙河得名”的话，那就笑话了。

关于流经湖陵故址上的“沙河”的取名出处，该文却另有说法：“据《鱼台志》载‘沙河在县东南五十里，经沙河镇，过双龙桥，流入昭阳湖，盖运河故道也。昔于滕县沙河为一，故名’”。大家知道，滕县漷河一名南沙河。南沙河在宋代自滕县向西南流入南清河的地方，在今之庙道口处，距湖陵故城址约二十里，距沙河村就更远了。南清河自西北向东南流，滕县沙河自东北向西南流，汇入南清河后，随南清河涛涛滚滚直下东南入淮，怎么能逆南清河北上三十里到“沙河村”呢？如果说“昔与滕县沙河为一”而取名“沙河村”的话，那就更笑话了。

《读史方舆纪要》：“明嘉靖四十五年，废沛县境之沙河驿、济宁州之鲁桥驿，而改建河桥驿于谷亭镇，寻并移沙河递运所于此，改曰谷亭递运所。”《读史方舆纪要》：“沙河镇，（沛）县西北六十里，亦曰沙河店，旧有沙河驿及递运所。明建文三年，燕兵南下，驻沙河驿，攻沛县下之，即此。嘉靖四十五年，移驿及递运所于鱼台之谷亭镇。”

湖陵泗水上的桥

《沛县汉文化研究》上有文曰：“双龙桥，《鱼台志》载：桥‘在县东南五十里，跨沙河上，去镇二三里。一名飞龙桥，运河故道也。相传漕艘鱼贯下渡，桥能随桅杆高下以无碍。有好事者于桅端更置长杆，亦得竟渡，或诧为神云。’该桥遗址当在今龙固沙河村东二三里处之故运河内”。前文说过，大运河从沙河村西南向东南流去，沙河村根本就不“处沙河南北两侧”，所以说有桥在“沙河村东”就不可信了。至于桥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明史·河渠志》上就可以找到。《明史·河渠志》：“帝命总河侍郎章拯议，而拯以黄水入运，运船阻沛上，方为御史吴仲所劾。拯言，河塞难遽通，惟金沟口迤北新冲一渠，可令运船由此入昭阳湖，出沙河板桥。其先阻浅者则西历鸡塚寺出庙道北口通行……卒引运船道湖中。其冬诏拯还京……詹事霍韬谓……今运舟由昭阳湖入鸡鸣台至沙河，迂廻不过百里”。这里《明史·河渠志》两次说到的沙河，就是当时的大运河湖陵段，鸡鸣台就是湖陵遗址上的鸡鸣台。据此可知，此板桥就在故湖陵西南的大运河上，也即是沙河镇东南所谓“去镇二三里” 的大运河上的“板桥”。 所谓“双龙桥”者，“板桥”之美称也，所谓“桥能随桅之高下以无碍”者，神话“板桥”之功用也。

湖陵沙河村的庙

《沛县汉文化研究》上文曰：“‘重修东岳庙碑’刻于明朝正统六年（1442年），碑文载：‘沙河镇之东岳庙建造已久’。此碑称沙河为镇，又比玄帝庙溯前450年，而迄今557年，此时正是明代漕运发达的盛期”。该文所说的这统“重修东岳庙碑”，笔者没有见过，但《重修东岳庙记》的碑文却在《龙固镇镇史》上见过。其碑文上款题为“直徐州沛县儒学训导吉水周福撰”，下款题为“正统六年岁次辛酉孟冬吉日立”。奇怪的是，其碑记正文中有一段话很是令人不解，今摘引如下：“……五岳四渚立庙，自拓跋氏始。当时惟孤立一庙于桑干水之阴。逮唐，乃各立一庙于五岳之麓。若东岳泰山之庙遍天下，则肇于朱氏之中叶……。”此段文字清晰流畅，叙事明白。自孤立一庙到五岳立庙，又到东岳泰山之庙遍天下；自北魏到唐朝，又到朱氏之中叶。然而我们的不解之处也正在这里。此所言“朱氏之中叶”，显然是说朱姓王朝中期，那么是哪一家朱姓王朝呢？中国历史上朱姓称帝的共三家，第一家是唐幽州昌平人朱泚，于公元七百八十三年称帝，国号秦，年号应天。公元七百八十四年改国号为汉，自称汉元天皇。仅二年时间即被杀灭国，显然不是此朱氏。第二家是后梁太祖，梁王朝的建立者朱温。公元九百零七年代唐称帝，公元九百一十二年为其子朱友珪所杀。公元九百一十三年，朱友珪又为其弟朱友贞所杀，公元九百二十三年，为后唐所灭。父子三人称帝十六年，显然并无初叶、中叶、末叶可分，因此也不是此朱氏。那么只有第三家朱明王朝了。也就是说，“朱氏之中叶”，就是朱明王朝之中叶。那么我们的疑问是，如果此碑为“明朝正统六年”立的话，撰写碑文的作者何以说出“朱氏之中叶”的话来？大家知道朱元璋自公元一千三百六十八年称帝，至公元一千六百四十四年明灭，朱明王朝共二百七十六年。明正统六年即公元一千四百四十一年，也就是朱明王朝建立刚刚七十三年，用历史传统的说法，正当初叶，初叶之人何以能说出“朱氏之中叶”的事呢？碑文的作者当然是人而不是神，他怎么知道朱明王朝能享国几年，哪里是中叶呢？更何况明朝正统六年正当朱明王朝方兴未艾之时，该碑文的撰写者怎么敢直呼“朱氏”呢？直呼朱氏为“大不敬”罪，历代多列为重罪，为十恶之一。作为沛县儒学训导官的周福，不会不知道大明刑律，怎么能为一个乡村庙碑甘犯杀头之罪呢？依理而论，此碑为伪碑无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作伪罢了。

《清史稿·徐州府》载：“顺治初为直隶州，雍正十一年升为府”。原来徐州在清朝顺治初年为徐州直隶州。直隶州略次于府，有属县，因直属于省而不隶属于府而得名。该碑记正文中还有一句云：“鸠工于辛酉之岁，成功于是年之冬”，我们可知“重修东岳庙碑”应立于清康熙二十年。因为这一年是干支记年的辛酉年，也是徐州称直隶州的时候，更为合情合理的是，清朝人是过来人，能清楚的知道明朝共享国多少年，什么时间是“朱氏之中叶”，大声直呼“朱氏”也万无一失了。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庙碑，作伪者费尽心思的把它上提二百四十年，稍不留意却在一个“朱”字上露了马脚，也怪可惜！

湖陵与胡陵

《沛县汉文化研究》有文曰：“湖陵一名，就其字义而解，湖乃积水大泊。陵，大土山，又义大阜曰陵，大阜即大土山。陵又义，经过、超越。据上，湖陵乃湖滨之大阜，亦可谓湖泊水流所经之地”。

依照作者的意思，湖陵地处昭阳湖之滨，地势又高，“乃湖滨之大阜”，所以取名湖陵。但湖陵之名，最初却写作胡陵。胡陵之名前文说过，初见于《战国策》，后见于《史记·高祖本纪》：“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史记·樊哙传》：“以哙为舍人，从攻胡陵”。《史记·夏侯婴传》：“沛公赐爵七大夫。以为太僕，从攻胡陵”。《前汉书》则胡与湖两用之。《前汉书·高帝纪》：“沛公攻胡陵”。《前汉书·樊哙传》：“哙以舍人从攻胡陵”。《前汉书·夏侯婴传》：“以婴为太僕，常奉车，从攻胡陵”。《前汉书·地理志》则写为湖陵。自《后汉书》开始，史家均写作湖陵。以此而论，胡陵在取名之初，并没有一丁点含水的意思。退一万步说，即使当初就是“湖陵”，也与“湖滨之大阜”联系不上。古代讲湖泽的书如：《禹贡》、《职方》、《吕氏春秋》、《淮南子》、《尔雅》等，无一家谈到昭阳湖。北朝人郦道元的《水经注》共写有大小湖泽五百多处，也没有说到昭阳湖，到底春秋战国时期的宋人是以哪里的湖取名湖陵的呢？

据《明史·河渠志》载：“漕河两岸有南旺、安山、马场、昭阳四湖，名为水柜，所以汇诸泉济漕河也。豪强侵占，蓄水不多，而昭阳一湖淤成高地，大非国初设湖之意。”《中国历史大辞典》会通河条“……于沿岸设置安山，南旺、马场、昭阳四湖为水柜，‘柜以蓄泉’，西岸设陡门，‘门以泄涨’。”原来昭阳湖是国初所设。《明史·河渠志》：“（永乐九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开会通河）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竝湖地设水柜”。此处所言“竝湖地设水柜”，就是把金元明初以来黄河决口夺泗、泗水流路不畅多处溃溢，逐渐冲瀦形成的沟、泽、塘、浜，通过人工挖掘，建闸筑堤连在一起，名为水柜。水柜是调节运河用水的蓄水工程，即运河专用水库，设闸控制。运河缺水时，放水入运、运河多水时，回收备用。所谓金元明以来，见《明史·河渠志·黄河》：“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元溃溢不时，至正中受害尤甚。济宁、曹、 郓间漂没千余里。贾鲁为总制，导使南汇淮入海。明洪武元年，决曹州双河口，入鱼台。徐达方北征，乃开塌场口，引河入泗以济运，而徙曹州治于安陵。塌场者，济宁以西，耐牢坡以南直抵鱼台南阳道也”。另据《元史·顺帝纪》：“（至正九年五月）是月白茅河东注，沛县遂成巨浸”。此所谓“白茅河”，就是黄河在今山东曹县西白茅集附近的一段河，北岸河堤称白茅堤。所以说，昭阳等四湖的雏形是从金、元到明初之间逐步形成，明永乐九年才有“竝湖地设水柜”之举。后又经黄水多次冲瀦，特别是嘉靖“四十四年七月，河决沛县，上下二百余里运道俱淤，全河逆流……或横绝，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达于徐州”。此后所谓南四湖才逐渐连成一片。陈桥驿先生的《水经注》注，于《泗水》下作题解曰：“金章宗明昌五年（南宋绍熙五年，1194），黄河在阳武决口，夺泗注淮入海，泗水的流路受阻，逐渐形成了所谓南四湖，即在今山东省南境与江苏省北接址的南阳、独山、昭阳、微山湖”。中国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朝以至顺元年为准的地图，不但没有昭阳湖，也没有其他几湖。明朝以万历十年为准的地图，就有了昭阳湖和其它几湖。这也足以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人，不会知道二千年后昭阳湖的出现，也就不会因“湖滨之大阜”而取名湖陵了。

湖陵改湖陆

民国志卷二沿革纪事表说：“查湖陵之名起于秦，汉代因之……王莽虽改它为湖陆，而东汉兴，该地仍复旧名。《光武帝纪》一次说驾临湖陵，再次说复还湖陵，章帝封宗子也叫湖陵侯。当初并没有湖陆的说法，而《续汉书·郡国志》竟改为湖陆。《三国志》又沿用湖陆，皆因《续汉书》记载未加详察”。

湖陵之名并非“起于秦”，上文已说，此不重述。《后汉书·郡国志》：“湖陆，故湖陵，章帝更名”。唐章怀太子贤于此处注云：“前汉志王莽改曰湖陆，章帝复其号”。《后汉书·卷三十一考证》云：“臣召南按：前书湖陵。莽曰湖陆，盖自光武中兴，郡、县名皆复其旧，至章帝又改湖陵为湖陆也”。《史记·高祖纪》索引：“邓展曰，胡陵，县名。属山阳，章帝改曰胡陆”。《前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邓展曰，属山阳，章帝元和元年改为胡陆”。《辞源》：“湖陆，县名。汉湖陵县，属山阳郡。后汉章帝元和元年更名湖陆。晋分属高平国。南朝齐废。故城在今山东鱼台县”。《中国历史大辞典》：“湖陵县……西汉属山阳郡。王莽改为湖陆县。东汉初复故名。章帝封东平王苍子为侯于此，又改为湖陆县”。《中国历史大辞典》：“湖陆县，西汉末王莽以湖陵县改名。治今山东鱼台县东南，属山阳郡。东汉初复称湖陵。元和元年（84）封东平王苍子为侯国，改曰湖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陵城（沛）县北五十里，与山东鱼台县接界。故宋邑。秦置县。……寻亦曰湖陵县，属山阳郡。王莽时，改曰湖陆。后汉建武二年，盖延破刘永将佼强、周建等于沛西，永等走保湖陆。《东观记》：时苏茂杀淮阳太守，得其郡营，广乐大司马吴汉围茂，茂将精兵突至湖陆，与刘永会。即此。寻复曰湖陵。建武五年，幸沛，进幸湖陵，是也。章帝封东平王苍子为侯邑，仍改曰湖陆。”

上述资料表明，不是史家“未加详察”。而是民国志读史未加详察而已。然而公正的说，民国志所言确有所本。《前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应劭曰：‘章帝封东平王苍子为湖陵侯，更名湖陵’。”但此说不为诸家所取，足见其不可信。看来择善而从是很必要的。

湖陵与邾田

《沛县汉文化研究》上有文章引《鱼台志》：“襄公十九年春，取邾田于漷水，即今之沙河镇、湖陵城等处”。对于这种说法，很觉与史实不符，考证如下：邾田就是邾国的田地，邾田在哪里？《春秋三传·列国兴废说》：“邾，曹姓，子爵，出自陆终第五子，晏安之后。武王克商，封苗裔曹挟于邾，为附庸，今鲁国邹县是也”。《中国历史大辞典》：“邾，西周、春秋国名。相传周武王封颛顼之后挟于此。春秋时进爵为子。曹姓。一作‘鼄’或‘邹’或‘郳’，又称‘邾娄’。在今山东曲阜东南南陬村。《春秋》隐公元年（前722），‘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即此。《公羊传》：‘公及邾娄仪父盟于昧’。何休解诂：‘邾人语声后曰娄，故曰邾娄’。公元前614年迁于绎，在今山东邹城市东南纪王城。《左传·文公十三年》（前614）：‘邾文公卜迁于绎’。战国时为楚所灭”。邾国到邾悼公时，已是任人宰割的弱小侯国。鲁襄公十九年即公元前五百五十四年，邾国作为盟国跟随晋、鲁等国伐齐，在回来的路上于祝柯（今长清县）开会，在会议上把邾悼公抓了起来，迫使邾悼公答应将漷水岸边的土地划归鲁国。《春秋·襄公十九年》：“诸侯盟于祝柯。晋人执邾子。公至自伐齐，取邾田自漷水”。既然邾田与漷水有关，那就看一看漷水。《水经注》：“漷水出东海合乡县……其水西南流入邾。《春秋》哀公二年季孙斯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是也。漷水又迳鲁国邹山东南而西南流……漷水又西南迳蕃县故城南，又西迳薛县故城北……漷水又西迳仲虺城北……漷水又西至湖陆县入于泗”。需要说明的是，《水经注》所言“东海合乡县”、“鲁国”、“蕃县”、“薛县”、“湖陆县”，均指汉时郡、国、县而言、其中蕃县是春秋时的小邾国。如果单从《水经注》上还很难找到所取邾田的位置，再参阅《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图幅，那就好找多了。从春秋图幅上看，漷水发源于丘舆邑西北，向西北流约二十里折而向南，稍偏西南。约流三十五里屈向西南，流约十里经合乡北，再向西南流约二十里经小邾国南，再向西南流约二十里经滕国南，再向西南流约五十五里到湖陆南入泗水。从漷水流向来看，大致可分作三段。第一段从发源地到折而向南的二十里，大体为东西流向，河两岸可称作南北两岸。第二段从折而向南到屈向西南的三十五里，大体为南北流向，河两岸可称作东西两岸。从屈向西南，到入泗的一百零五里为第三段，大体为东西流向，河两岸可称作南北两岸。

下面再看一看春秋图幅上漷水两岸边所出现的城邑的归属。《中国历史大辞典》：“丘與，春秋时丘與有三……一为鲁地，在今山东平邑县西南。《左传》哀公十四年（前481）：宋司马向牛‘卒于鲁郭门之外，阬氏葬诸丘與’，即此”。丘與西北约五十里有昌平乡，地处漷水北。《辞海》：“昌平，古乡名，春秋鲁地。在今山东曲阜东南，因昌平山得名。《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即此”。丘與东南约三十里有武城，地处漷水东。《中国历史大辞典》：“武城，春秋鲁邑，战国时属齐。即今山东平邑县东南故县。《左传》哀公八年（前487），‘吴伐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即此”。邾国在漷水西约六十里处。合乡在漷水南，紧靠漷水。《中国历史大辞典》：“合，春秋宋邑。在今山东滕州市东。《左传》襄公十七年（前556）：‘贼六人以铍杀诸卢门合左师之后’。杜预注：‘向戍邑’。汉置合乡县”。小邾国在漷水北，紧靠漷水。《辞源》：“小邾，春秋时国名。曹姓邾侠的后代。夷父颜有功于周，其子友另封于郳，为附庸。春秋庄五年，郳犁来朝周。僖七年进爵称小邾子。后为楚所灭。地在今山东滕县东”。小邾国稍东南约十三里有狐骀，地处漷水南。《辞源》：“狐骀，古地名。春秋邾地，故地在今山东滕县东南。鲁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鲁臧纥救鄫，入邾境，败于狐骀，即此”。滕国在漷水北。《辞海》：“滕，古国名。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君主周文王之子错叔绣。在今山东滕县西南。战国初为越所灭，不久复国，后为宋所灭。薛国在漷水南，滕国东南约三十五里。”《中国历史大辞典》：“薛，春秋国名。任姓。相传始祖奚仲乃黄帝之后，为夏车正，封之于薛。在今山东滕州市东南。后曾一度迁于邳。（在今山东微山县西北）……春秋末为齐所灭，为齐邑”。漷水入泗之处，北十里为湖陵，属宋国。湖陵北十里有郎邑，属鲁国。《中国  历史大辞典》：“郎，春秋鲁邑。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左传》隐公元年（前722）‘费伯帅师城郎’，即此”。

依理而论，只有漷水岸边的邾国土地紧靠鲁国的土地，鲁国才能“取邾田自漷水”的，如果漷水岸边的邾国的土地紧靠宋国、小邾国、滕国、薛国等国。鲁国是无法“取邾田自漷水”的。上面所引资料表明，漷水三段的流向和这三段漷水两岸的邾田所靠近鲁国之田的位置。当然也就知道鲁国所取邾田的位置了。

历史上记载鲁国从漷水岸边取邾田两次。第一次是鲁襄公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第二次是鲁哀公二年“取漷东田及沂西田”。先说第一次，这一次所取邾田的位置，从古至今都有不同的说法。笔者仅见今人译解此邾田在漷水北的有两家，译解此邾田在漷水西的有三家。这三家均说从“漷水以西的土田都划归鲁国”。笔者很是不明白。邾国的国都“绎”和邾国的大部分国土就在南北长约三十五里的漷水西边，鲁国怎么能“都”了去呢？何况六十一年后即鲁哀公二年还要取漷东田“呢。笔者以为，鲁国两次所取邾田，应与鲁国之田接壤才行。在春秋图幅上看，惟漷水第一段与第二段的邾田与鲁国之田接壤。鲁国第一次“取邾田自漷水”的邾田，应在漷水自发源地开始约二十里的第一段的漷水北（今邹城市东南水泊村经城前镇至小岔河村一带）。因为这一段漷水北的邾田，北与鲁国昌平乡的土地接壤。鲁国就把这里的邾田取而得之，以漷水为界了。西晋人杜预注曰：“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为界，故曰取邾田”。唐人孔颖达疏曰：“邾在鲁南，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为界，取邾漷北之田归于鲁也”。

鲁国第二次“取漷东田”的邾田在哪里。古人没作注解。笔者以为，此邾田应在漷水折而向南约三十五里的第二段漷水东（今滕州市东北岩马水库至城前镇的小岔河村）。因为这一段漷水东的邾田，东与鲁国的丘與、武城的土地接壤，也更因为只有这里的邾田可称为漷东田。鲁国把这里的邾田取而得之，也以漷水为界了。

下面顺便说一说“沂西田”。《春秋·哀公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沂西田在哪里，古人也没有注解。《水经注·泗水》：“沂水出鲁城东南尼丘山西北……沂水又西。右注泗水也”。《辞源》：“沂水，源出山东曲阜县东南的尼丘。西流经曲阜、兖州合于泗水。论语先进‘浴乎沂’及左传昭二五年‘季平子请待于沂上以察罪’，皆指此”。看春秋图幅，沂水发源于尼丘东南，西北流约六十里至曲阜西南、兖州东北入泗水。因为沂水为东南西北流向，沂水的右边言南亦可，言西亦可。所以《春秋》说鲁取邾“沂西田”。这一次鲁国所取的“沂西田”，应在今曲阜市东南的尼山水库西南一带。

说鲁国“取邾田自漷水”的邾田，在漷水西也好，在漷水北也好，总而言之，此邾田与湖陵风马牛不相及。

湖陵城中的鸡鸣台

《沛县汉文化研究》上有文章引《沛县志》：“鸡鸣台在沙河东岸上”。引《万历十三年滕县志》：“鸡鸣台在湖陵城东北角，世传汉高祖与项羽战于此，各筑城以沙河为界（即漷河），汉南楚北，楚人夜筑，以术借鬼力。汉成台于河之东浒，人登其上作鸡鸣，以破楚人鬼蜮之术，故名”。又引《康熙三十年鱼台县志》：“《古迹篇》曰：台在湖陵城东北角；《河渠篇》曰：台在城东南角……旧传楚汉相持于此，各筑城以沙河为界，汉南楚北，楚人借鬼力夜筑，汉知之，作台以河之东浒（水边），人登其上，为鸡鸣，以破此术，故名……《鱼志》又以为汉王败彭城而西，彭越独将其兵北居河上，往来为游兵，数反粱地，尝深入楚境，绝楚粮道，项王屡还击之，或相持于此，亦未可知”。最后作者总结说：“由上观之，鸡鸣台作为一处著名建筑物，在历史上曾经张扬汉威”。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秦汉之际，湖陵城附近无“沙河”。有西来之泗水，在湖陵城南约三里处流过；有东来之南梁水，在湖陵城东南注入泗水；南又有东来之漷水，在湖陵城东南约十里处注入泗水。见《中国历史地图集》。《水经注·泗水》：“……城东有《度尚碑》。泗水又左会南梁水……泗水又南，漷水注之……”。

漷水虽有南沙河之称，却在湖陵城东南约十里。《辞海》：“漷水，古水名。即今山东滕县郭河，一名南沙河”。泗水虽然也曾称作沙河，那却是明朝的事。可见本文“沙河篇”。既然湖陵无沙河，何来“各筑城以沙河为界，汉南楚北”？ 湖陵更无南北流向之沙河，怎么“作台以河之东浒”？又何来“鸡鸣台在沙河东岸上”？

   楚汉是否“相持于此”？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和《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自汉王二年四月彭城伐楚败而西走，至汉王五年正月杀项羽止，楚汉相争战共三十五个月。其中汉王二年五月刘邦走荥阳至汉王四年九月楚汉以鸿沟为界止，楚汉在荥阳相拒共三十个月。三十个月当中，刘邦向东未过今郑州南北一线。“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之后的四个月。“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至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至固陵（今河南省太康县南）……围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会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

历史证明。刘邦和项羽没有在湖陵相持过是肯定的了，那么“数反梁地，尝深入楚境。绝楚粮道”的彭越是否在湖陵与项羽相持过？还是用历史来证明吧。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两次说到“当此时，彭越将兵居粱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第一次是汉王三年，刘邦驻军小修武南（今河南省新乡市西约二十五里），以郎中郑忠计，“高垒深堑勿与战”，韩信则举河北兵破齐赵，又与楚战，“骑将灌婴击大破楚军。杀龙且，齐王广奔彭越。当此时，彭越将兵居粱地……”。第二次是汉王四年，项羽“伏弩射中汉王”，刘邦伤好后“复如军，军广武（今河南省荥阳东北），关中兵益出。当此时，彭越将兵居粱地……”。

《史记·项羽本纪》也叙及此事。“彭越数反粱地，绝楚粮食”。“彭越复反，下粱地，绝楚粮”。

《史记·彭越传》：“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黄河北岸，《正义》注为今河南省滑县地，）汉王三年，彭越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粱地。汉四年冬，项王与汉王相拒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项王闻之，乃使曹咎守城皋，自东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

《史记·项羽本纪》：“是时彭越复反，下粱地，绝楚粱。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毋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粱地，复从将军’。乃东行，击陈留、外黄。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羽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粱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

项王“东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是哪里呢？《史记》重点提到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地方：陈留、外黄、睢阳。陈留，当时为县，即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的陈留镇。外黄，当时为县，即今河南省民权县西北的内黄集。睢阳，当时为县，地在今河南省商丘市西南。这些地方就是“彭越数反粱地，绝楚粮食”的“粱地”。粱地就是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又称梁国。彭越所攻占的“外黄、睢阳十七城”，均为原梁国土地，西北距刘邦项羽相拒的荥阳战场约四百里，是项羽的大后方。彭越以滑县为根据地，从白马津过黄河直插项羽后方，专门毁楚粮食。如项羽回救，彭越马上退走，项羽转回荥阳战场，彭越再来毁楚粮食。弄得项羽疲于奔命，所以《史记》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粱地”；“彭越将兵居粱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

《史记》研究大家张大可先生于《项羽本纪》注曰：“睢阳、外黄等地，当今开封以东至商丘一带地方”。于《彭越传》注曰：“睢阳、外黄等地为项羽后方兵饷基地”。

上述资料表明，“彭越数反粱地，绝楚粮食”，与湖陵风马牛不相及。下面将康熙三十年之《鱼台县志·古迹志》所载知县马得祯的《鸡鸣台记》，录全文于下：“鸡鸣台，在湖陵城内东北角，旧传楚汉相持 于此，各筑城，以沙河为界，汉南楚北，楚人以术借鬼力夜筑。汉知之，作台于河之东浒，人登其上，为鸡鸣以破其术，故名。沛志、滕志皆载之。然地实鱼境也。按：汉三年夏四月，汉王率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入彭城，收宝货、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闻之，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湖陵。至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死者十万余人。余卒皆走南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卒十万余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会大风，溃乱，汉王得与数十骑遁走。欲过沛收家室，而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反逢楚军。项王尝置军中为质。则是时楚汉无相持湖陵之事。五月，汉王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发关中老弱亦至，军复振。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汉败楚军。四年夏五月，楚围汉王于荥阳，为纪信所诳，汉王遁走，入关收兵，出宛叶间。项王闻之，引兵南，汉王坚壁不战。六月，项王东击彭越，汉王乘间破终公，复军成皋。项王拔荥阳，围成皋，汉王逃，夺韩信军距楚于巩，临河南饷军小修武，高垒深堑，不与楚战。冬十月，项王击彭越定梁地，汉王破楚司马咎兵，取成皋，军广武，项王还救，亦军广武。五年九月，羽归太公吕后与汉约和，分天下，界鸿沟。汉倍约，追楚王固陵。十二月，韩信破项王于垓下。楚亡。数年中亦绝无相持湖陵之事。若韩信破龙且在潍水，非湖陵也。汉既擒楚，以兵临鲁，即位定陶，又无事湖陵筑台矣。鸡鸣破术之说，大抵虚诞附会，无所考证。乃谓汉破楚后，因台筑城，则湖陵有城在先，尤谬说也。或曰汉王败彭城而西，彭越独将其兵北居河上，往来为游兵，数反粱地，尝深入楚境，绝楚粮道，项王屡还击之，或相持于此，亦未可知。然又不应汉南楚北也。愚谓古者城邑，制各有台，以望氛祲，以察灾详，台为鸡鸣，亦此类欤？但讹传已久，俗耳难针，姑从之。马得祯记”。

马得祯此“记”以其翔实的史料及谨严的推论，对“鸡鸣破术”和彭越项王“或相持于此”等说法，都作了明确否定的意见。最后发出“但讹传已久，俗耳难针，姑从之”的感叹。但感叹归感叹，大約从元代开始，就有诗人误以楚汉在湖陵相持的诗作问世了。正如宋代大文豪苏轼被贬黄州之时，在他游赏黄冈城外的赤壁矶时，写下的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和《赤壁怀古·念奴娇》一词：“大江东，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如果你真的把黄冈赤壁当作周瑜大败曹兵的赤壁古战场，那就大错特错了。清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湖广二·黄州府》：“赤鼻山在府城西北汉川门外，屹立江滨，土石皆带赤色。下有赤鼻矶，今亦名赤壁山，苏轼以为周瑜败曹公处，非也。”《辞海》：“赤壁（2），湖北黄冈县城西北江滨，一名赤鼻矶。山形截然如壁，而有赤色，故名。宋时苏轼游此，作前、后《赤壁赋》和《赤壁怀古·念奴娇》一词，误以为赤壁之战处。有两赋堂、酹江亭、问鹤亭、挹爽楼等，风景秀丽。”《辞源》：“赤鼻山，在湖北黄冈县。屹立长江滨，土石皆带赤色，下有赤鼻矶。也名赤壁山。宋苏轼遊赤壁作赋，误为三国周瑜败曹兵处。”《中国历史大词典》：“赤壁，‘壁’ 一作‘鼻’。在湖北黄冈市西北。山形截然如壁而有赤色，故名。宋时苏轼游此，作有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误以为赤壁之战处。”

    在苏轼的误导下，后世除了历史地理学家之外，文人墨客大多把黄州赤壁当作了周瑜败曹兵处。南宋 戴复古《赤壁》：“千载周公瑾，如其在目前。 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白鸟沧波上，黄州赤壁边。长江酹明月，更忆老坡仙。”元代宋方壶《梧叶儿·怀古》曲：“黄州地，赤壁矶，衰草接天涯。周公瑾、曹孟德，果何为？都打入漁樵话里。”明代李调元《赤壁图》：“周郎舳舻大冮半，曹氏旌旗眼中暗。当时万马下中原，江水千年余断岸。黄州逐客玉堂仙，停舟到此悲秋天。龙争虎斗慨往亊，酹月酬风怀昔贤。古人今人皆已矣，吁嗟丹青乃谁子，赤壁之山只如此。”清代李调元《黄州》：“江边木叶纷纷下，天外飞鸿阵阵鸣。赤壁已无横槊气，黄州尚有洞箫声。”等等。据刘磊先生《后苏轼时代中国古代文人的赤壁情结》一文称：“有研究者认为，从宋代到近代，吟咏赤壁的诗词共计一千余首，苏轼以后吟咏赤壁的作品，一般都是吟咏黄州赤壁的。”正所谓“讹传已久，俗耳难针”者也。

古人筑鸡鸣台是干什么用的？众所周知，鸡有司晨报晓的功能。《三字经》上就写有“鸡司晨，犬守夜”。《墨子》：“今观晨鸡，时夜而鸣”。《左传·襄公十四年》：“鸡鸣而驾”。《诗经·齐风》中有一首诗，篇名就叫《鸡鸣》。全篇以对话的形式，写妻子于天未明时，即一再催丈夫起身。《诗经·郑风》中有一首诗，篇名就叫《女曰鸡鸣》。第一段：“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也是以对话的形式，写妻子听到鸡鸣，于天未明时催促丈夫起来，去射野鸭和大雁。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句云：“鸡鸣入机织”。《晋书·赵至传》：“鸡鸣戒旦，则飘尔晨征”。南朝粱诗人何逊《与沈助教同宿湓口夜别》：“我为寻阳客，戒旦乃西游。君随春水驶，鸡鸣亦动舟”。南朝宋鲍照《行药至城东桥》诗句云：“鸡鸣闻吏起,伐鼓早通晨”。唐王建《鸡鸣曲》诗句云：“天头日月相送迎，夜栖旦鸣人不迷”。唐李益《鸡鸣赠主人》诗句云：“胶胶司晨鸣，报尔东方旭”。唐王观《早行》诗句云：“鸡唱催人起，又生前去愁。路明残月在，山露宿云收”。唐李咸用《早鸡》诗句云：“锦翅朱冠惊四邻，稻粱恩重职司晨”。唐徐夤《鸡》诗句云：“守信催朝日，能鸣送晓阴”。唐崔道融《鸡》诗句云：“深山月黑风雨夜，欲近晓天啼一声”。唐陈陶《鸡鸣曲》诗句云：“鸡声春晓上林中，一声惊落虾蟆宫。二声唤破枕边梦，三声行人烟海红”。唐刘蒹《晨鸡》诗句云：“朱冠金距彩毛身，昧爽高声已报晨。”宋徐铉《和张光辈见寄》之二：“鸡鸣侯旦宁辞晦，松节凌霜几换秋”。清顾炎武《燕中赠钱编修秉镫》诗句云：“燕市鸡鸣动客轮，九门驰道足黄尘”。清钱谦益《诰封安人熊母皮夫人暮志铭》：“有鸡鸣馌耕之德，此夫人之为妻也”。据历史记载，周朝时专设一官，官名就叫鸡人。《周礼·春官·鸡人》：“夜呼旦以叫百官”。《乐府广题》：“汉有鸡鸣卫士，主鸡唱。宫外旧仪，宫中與台并不得畜鸡，昼漏尽，夜漏起……未明三刻鸡鸣，卫士起唱”。漏就是漏壶。用一个底上有小孔的铜壶，“受水刻节，昼夜百刻”，当作计时器。周朝时就有专门负责用漏壶报告时间的官，叫挈壶氏。汉朝的鸡鸣卫士看着漏壶，在天未明三刻雄鸡鸣叫之时，也学着高声鸡叫，其用意就是报告时间，该起床了。另外又有专人按漏壶不断向皇帝报告时间，叫传漏。《汉书·董贤传》：“贤传漏在殿下”。后来人们就把传漏报时的人也叫鸡人。《陈书·世祖纪》：“每鸡人伺漏，传更签于殿中”。南朝梁陆倕《新刻漏铭》：“坐朝晏罢,每旦晨兴,属传漏之音,听鸡人之响。”唐诗人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唐诗人李商隐《马嵬》：“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送晓筹”。宋王安石《和祖择之登紫薇阁》之一：“宫楼唱罢鸡人远,门阙朝归虎士闲”。《花月痕》第四十八回：“晨光隐约上檐端,绛帻鸡人促晓餐”。元诗人马臻《岁暮偶成》：“夜短鸡筹促，天寒象纬高”。唐李频《府试风雨闻鸡》：“不为风雨变,鸡德一何贞。在暗长先觉，临晨即自鸣。阴霾方见信，顷刻讵移声。向晦如相警，知时似独清。萧萧和断漏，喔喔报重城。欲识诗人兴，中含君子情。”《韩诗外传》卷二：“君独不见鸡乎……守夜不失时者,信也.”成语有“闻鸡起舞”，比喻志士及时奋发。如此等等，均说明鸡鸣与报时分不开。所以说古湖陵的鸡鸣台，正如当今城市里的钟楼，按点报时，噹噹作响。古时候没有自鸣钟，置漏传漏专设鸡人报时又非一般地方可行，于是就在城中某处筑一高台，上饲雄鸡若干，夜至昧旦将明之时群鸡高鸣，声闻数里。四方百姓或“闻鸡起舞”；或“鸡鸣而驾”；或“飘尔晨征”；或“弋凫与雁”；或男耕女织，当是合乎       情理又合乎实际的事。可惜古人的良苦用心被后世所曲解了。

    鸡鸣台不知筑于何时，史无可考。有清人郝质季《游昭阳湖记》聊备一说：“又从而北征，登鸡鸣台，其神狰狞可畏。出步方与，履湖陵。王莽恶‘陵’改‘陆’。沛《志》言：楚汉相争为汉所筑。因思汉高祖攻湖陵不克，迨得天下，四年，差樊哙屠之，岂是汉筑？又曰：此秦时所筑，或者近是。因吊汉章帝封东平宪王子为湖陵侯。至今为荒烟蔓草，令人览之，不觉凄然泪下。是殆与秦之阿房、楚之章华、魏之铜雀同。荡然丘墟，化为尘埃矣”。

关于鸡鸣台的座落位置，根据如下资料亦可见其端倪。

一，沛县民国志引光绪志稿：“武廟……在鸡鸣台之左，同治十年湖团东民所建”。

现存“关帝庙碑”残碑，落款为“钜野廪膳生王友翼撰文，进士王丕基书丹，大清同治十年岁次辛未谷旦立。”可为印证。

二，沛县民国志引光绪志稿：“城子廟，廟在县治北五十里鸡鸣台，一名三官廟，光绪十年湖团东民重修。”

现存《重修程子庙碑记》云：“庙者，三官也。前明已来创修，历有年所……。”落款为“王有翼撰文，王丕基书丹。”可为印证。

又有清道光二十五年《重修三元庙碑》残存。

，  又有民国二十年《重修城子廟碑记》残碑：“鱼台县治东七十里鸡鸣台，旧有三官廟，创自前明”。

三，清人郝质季《游昭阳湖记》：“乾隆元年七月既望，先从邵家渡登舟，泊采钟寺……又从而北征，登鸡鸣台，其神狰狞可畏”。

四，城子廟重修残碑，有年月而无年号，其断续碑文有：“始于十九年二月，至四月而工竣……故城基址，荡然无存，惟此台上之廟，巍峨壮观”。

根据“鸡鸣台”的实际用途，若如当今城市里的钟鼓楼，必然处于湖陵城之中心，昧旦鸡鸣之时，得以人闻其声，家喻户晓。万不会将“鸡鸣台”筑于“沙河东岸上”或某一角落里，令其自鸣得意。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湖陵城中的庙

《龙固镇镇志》上所载尼院残碑：“湖陵在芒砀丰沛之间，泗水00其南……凫……高0其一……韩氏以农桑……筑室十数间，多置……矣。岁月寝……兴建大殿，以塑金身……前宋崇宁二年0惠海……厚恩，后嗣香火……于皇统二年到小沛……未遑刻石而智江圆寂，院寺住持，未几0光大……书本末以告，厥……院尼智兴，郭真，郭辛。”

该残碑除上文所言透露的讯息外，还透露出一个更重大讯息，此尼院兴建于北宋时期，“前宋崇宁二年”， 即北宋徽宗（赵佶）崇宁二年，也即公元1103年。此尼碑刻立于金熙宗皇统二年稍后，“皇统二年”， 即金熙宗皇统二年，也即公元1142年。据此可知，此尼院是湖陵发现最早的佛家寺院，至今已九百多年。

武庙。

上文所言，“武廟……在鸡鸣台之左，同治十年湖团东民所建”。所谓武庙，是为供奉三国蜀汉大将关羽的庙，《汉语大词典》：“武庙，明清时称供奉关羽的关帝庙。清赵翼《陔余丛考·关壮缪》：‘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继又崇为武庙，与文庙并祀。’”武庙多为道教庙宇。关羽死后，后主于景耀三年追谥其为壮缪侯。至宋徽宗崇宁元年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元文宗天历元年，加显灵威勇英济王，至明洪武中復侯原封，在诸神祠中位不甚尊。至万历二十二年，从道士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勑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自是相沿有关帝之称。清顺治九年，敕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各地所立的庙宇有“武庙”、“关公庙”、“关王庙”、“关圣庙”、“关帝庙”等。民间尊为“武财神”、道教奉为“天尊”、儒教奉为“武圣人”、佛教奉为“菩萨”。 有关帝庙楹联曰：“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又：“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关于“道教”和“儒教”，都是中国的本土教，况且儒教之祖孔子曾向道教之祖老子请教过“道”。《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要说儒教尊道教的关公，人们並不奇怪。但佛教是外来“洋教”，说佛教尊道教的关公，很多人不理解，然而确有出处。北宋张商英元丰四年所撰的《重建关将军庙记》：“陈隋间，有大法师名曰智顗，一时圆证诸佛法门，得大总持，辩说无碍……後至天台，止於玉泉，宴坐林间，身心湛寂。此山先有大力鬼神与其眷属，怙恃凭据，以帝神力，故法行业，即现种种诸可怖畏：虎豹号掷，蛇蟒盘瞪，鬼魅嘻啸，阴兵悍怒，血唇剑齿，毛发鬅髽，丑形妖质，剡然千变。法师愍言：‘汝何为者，生死於幻，贪著馀福，不自悲悔？’作是语已，音迹消绝，颀然丈夫，鼓髯而出，曰：‘我乃关羽，生於汉末，值世纷乱，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孙权自保，虎臣蜀主，同复帝室，精诚激发，洞贯金石，死有馀烈，故主此山。谛观法师，具足殊胜，我从昔来，本未闻见。今我神力，变见已尽。而师安定，曾不省视，汪洋如海，匪我能测。大悲我师，哀愍我愚，方便摄受。愿舍此山，作师道场。我有爱子，雄鸷类我，相与发心，永护佛法。’师问所能，援以五戒。帝诚受已，复白师曰：‘营造期至，幸少避之。’其夕晦冥，震霆掣电，灵鞭鬼捶，万壑浩汗，湫潭千丈，化为平址。黎明往视，精蓝焕丽，檐楹栏楯，巧奇人目。海内四绝，遂居其一。”又：南宋志磐《佛祖统纪·智者传》载：隋开皇十二年，隋代天台宗的创始者智颇（智者大师），“到荆州，欲创精舍。一日，见关羽神灵告之，愿建寺护持佛法。七日后，师出定，见栋宇焕丽，师领众入室，昼夜演法。一日，神白师：‘弟子获闻出世间法，念求受戒，永为菩提之本。’师即授以五戒，成为佛教的伽蓝护法神。”智者奏于晋王杨广，遂封关公为守护佛法的“伽蓝菩萨”，把关公列入佛法守护神行列，塑像供奉，使关公成为中国本土佛教神明。又：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洛阳城曹操感神>》：“却说关公英魂不散，荡荡悠悠，直至一处，乃荆门州当阳县一座山，名为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净，原是汜水关镇国寺中长老，后因云游天下，来到此处，见山明水秀，就此结草为庵，每日坐禅参道，身边只有一小行者，化饭度日。是夜月白风清，三更已后，普净正在庵中默坐，忽闻空中有人大呼曰：‘还我头来！’普净仰面谛视，只见空中一人，骑赤兔马，提青龙刀，左有一白面将军、右有一黑脸虬髯之人相随，一齐按落云头，至玉泉山顶。普净认得是关公，遂以手中尘尾击其户曰：‘云长安在？’关公英魂顿悟，即下马乘风落于庵前，叉手问曰：‘吾师何人？愿求法号。’普净曰：‘老僧普净，昔日汜水关前镇国寺中，曾与君侯相会，今日岂遂忘之耶？’公曰：‘向蒙相救，铭感不忘。今某己遇祸而死，愿求清诲，指点迷途。’普净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论；后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于是关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后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四时致祭。后人题一联于其庙云：“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青灯观清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                                                              

根据上引资料表明，大约从隋唐之时，关羽又逐渐演化为伽蓝菩萨，与韦驮菩萨同为佛教大护法，并称佛教寺院的两大护法神，伽蓝菩萨关公为右护法，韦驮菩萨为左护法。（《洛阳佛教》）。故而佛教也供奉关公。

因为儒释道三教都供奉关羽，故关羽之庙比其它庙宇为多，明王士贞曰：“故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公祠庙遍天下。”明方孝儒《关王庙碑》曰：“（关羽死）至今千余载，穷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其威，怀其烈不忘”。清赵翼曰：“今且南及岭表，北及寒垣，凡儿童妇女，无不震其（关公）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至于程子庙“鸡呜台之左”的“武庙”，是佛教庙还是道教庙？明白的说是和尚庙还是道士庙？以理而论，程子庙不应有相近咫尺的两座道教庙，因为“三官庙”是著名的道教庙，此“武庙”必为佛教庙无疑，也就是说，必为和尚庙无疑。

三官庙。

上文所言“城子廟”，当为“城址廟”，后讹为“城子廟”，后又讹为“程子廟”至今。“惟此台上之廟”，当是鸡鸣台上之三官廟。也就是说，乡民们于湖陵城故址的鸡鸣台上所建的三官廟。三官廟为道教廟宇，廟中供奉三神，即天官，地官，水官。三官之称，始于东汉张角为人治病的“三官手书”。《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裴松之注曰：“……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北朝魏始定上、中、下三元日。清人赵冀《陔余从考》卷三十五：“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十五日）为三元日，则自元魏始”。后道教又以三官配三元。《唐六典·四·祠部郎中》：“（道士有）三元斋，正月十五日天官为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为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为下元”。后又立廟供奉“三官”，谓之“三官廟”，一名三元廟。《汉语大词典》：“三官，道教所奉的神。天官、地官、水官三帝的合称。传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辞海》：“三官，道教所奉的神。即天官、地官、水官。传说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旧时各地有三官庙，三官殿……。”明归有光《汝州新造三官庙记》：“按三官者，出于道家，其说以天地水府为三元，能为人赐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称焉。”

湖陵古城于明朝迭遭水患，终致嘉靖四十四年七月黄河决口，古城倾塌于黄水之中，居民饱受水患之苦。古人以为天灾、地祸、水殃所致，故水退后于古城遗址的鸡鸣高台之上建三官廟，供奉三大神灵，祈求赐福、赦罪、解厄，当是合乎情理的事。《重修城子庙碑记》所云“旧有‘三官庙’，创自前明”， 信然不虚。

值得一说的是，听说程子庙又重建了“三官庙”，好奇之余一往参观，见其庙宇虽题曰“三官庙”，但殿中供奉的却是菩萨，庙中的出家人也是信奉佛教的男僧。笔者疑惑之下请教庙中僧人，庙僧则吱唔其词，不知所云。数日后在邻居家巧遇主其事者的朋友，因托其代为咨询所疑，也並无下文。三年后笔者又顺便参观一次，则“三官庙”已改为“湖陵寺”， 寺中不但有几位佛教徒的男僧，又增加了几位佛教徒的女僧，笔者也就更迷惑不解了。

更值得一说的是，前文提到的考古专著《湖陵城》，编后记曰：“程子庙村(今湖陵村)……湖陵寺原来十分雄伟壮观，五十年代在湖陵寺设立小学时，东西廊房的彩色泥塑罗汉和大雄宝殿里三官老爷塑像被拉倒。1970年，又因扩建学校，湖陵寺所有建筑均被拆除……小时候，我游戏于庙寺中，流连在寺庙里。看到大雄宝殿的楹联‘三元本自一元生，太极还是无极始’， 百思不得其解；而对镶嵌在大雄宝殿东墙上刻有阎尔梅先生《游湖陵城》 的石碑亦似懂非懂;；最吸引我的是大雄宝殿的彩色壁画，不仅画技精妙绝伦，而且人物故事也引人入胜。在这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中，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通过上面這段引文，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看来该朋友至今还依然是“不得其解”！ 时至今日，依然连佛教、道教最基本的常识也未俱备，难怪把一个庄严神圣的庙宇搞成佛、道共尊、男僧女尼同修的大杂院了。下面分五点敘述：

其一，所谓“大雄宝殿”，是佛教供奉释迦牟尼的大殿。 大雄宝殿里，供奉释迦牟尼，而释迦牟尼的德号叫“大雄”，所以叫大雄宝殿。大雄宝殿是佛教寺院中供奉佛像的正殿。“大雄”为佛的德号，为什么叫大雄？是因为佛具足大力，能降伏四魔，因此，凡是寺院中之大雄宝殿，所供奉之主尊必定是佛像。

其二，所谓“三官老爷塑像”，這是典型的道教供奉的天官、地官、水官三神塑像。

其三，所谓“三元本自一元生，太极还是无极始。”這是典型的道教庙宇楹联。确切的说是三官庙楹联。关于“三元”， 明归有光《汝州新造三官庙记》：“按三官者，出于道家，其说以天地水府为三元，能为人赐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称焉。”关于“太极”、“无极”，太极是中国道家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就迄今所见文献看，初见于《庄子》：“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后见于《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在道家一般是指宇宙最原始的秩序状态，出现于阴阳未分的混沌时期（无极）之后，而后形成万物（宇宙）的本源。比较早使用“太极”概念的，有《庄子》和《易传》，一般在宇宙论、方法论上用的太极概念，在中国的典籍中，《易》素来是作为穷尽天地奥秘的哲理书，对成卦过程的分析，根本说来，也是对天地开辟的概述。太极生两仪，便是由太极的分化形成天地的过程，两仪，即是天地，亦可是阴阳。太极的概念经常与易学一起出现。道家易有自己的独特体系，太极的概念是道家易的宇宙论、修养理论的重要基本概念 。

凡道教庙宇的正殿名称，要视所供奉对象而定，如供奉三元大帝即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的殿堂，称三元殿，或三官殿；供奉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的殿堂，称三清殿；供奉真武大帝的殿堂，称真武殿，或玄武殿，供奉玉皇大帝的殿堂，称凌霄宝殿等。

其四，“后记”中明确写的是佛教的“湖陵寺”， 实际上却是道家的“三官庙”。 众所周知，寺，是佛教的庙宇，如登封少林寺、洛阳白马寺、开封大相国寺、汝州风穴寺等。庙，是祭祀鬼神的场所。“湖陵寺”中供奉“三官老爷”，真是绝无仅有，可谓湖陵特色的了。

其五，所谓“程子庙村”，就是因“三官庙”而得村名。有清人王有翼撰文，王丕基书丹的《重修程子庙碑记》云：“庙者，三官也。前明已来创修，历有年所……。”有沛县民国志引光绪志稿：“城子廟，廟在县治北五十里鸡鸣台，一名三官廟，光绪十年湖团东民重修。”

又有民国二十年《重修城子廟碑记》残碑：“鱼台县治东七十里鸡鸣台，旧有三官廟，创自前明”。這从明朝至今四百多年以村名“程子庙” 或“城子廟”代称的道教“三官庙”，突然变成了佛教“湖陵寺”，而且还是一个“始建于隋朝”的老资格。不禁让笔者怀疑：是明朝人错了？淸朝人错了？民国人错了？或者是地方志错了？立碑者错了？村民们错了？乡民们错了？

关于《湖陵寺》，就笔者所知，《沛县志》和《鱼台县志》均无记载，惟明末清初诗人阎尓梅《游湖陵城》诗四首之一，有“春来踏雪湖陵寺”之句，不知所谓的千年《湖陵寺》是

本于此诗还是本于上文说到的尼碑？然而又不是。《湖陵城》作品介绍：“湖陵城中有一千年古寺——湖陵寺……据湖陵寺大雄宝殿碑文记载：古寺始建于隋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唐武宗时(公元841年)， 湖陵寺占地30多亩，僧众200多人。”众所周知，北周武帝灭佛，隋朝文帝宠佛。隋朝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隋书·经籍志》：“周武帝时，蜀郡沙门卫元嵩上书称，僧徒猥滥，武帝出诏一切废毁。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競相景慕，民间佛经多於六经数十百倍”。 虽然如此，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仅凭想当然是很不严肃的。致于唐武宗时期的规模，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为支撑，还真是不能让人相信。不要说一个非州非县的偏远乡村，就连当时沛县城也无此规模的记载。鱼台县也没有。史载，唐武宗也是个疯狂的灭佛者。《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武宗会昌五年》：“秋七月……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至是，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盤铸钱……八月，李德裕等奏：‘东都九庙神主二十六，今贮于太微宫小屋，请以废寺材复修太庙。’壬午，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祅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寻又诏东都止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

湖陵寺的规模，不会是该朋友从唐武宗灭佛的战果中“推敲”出来的吧！

三官庙 常用楹联：

道能容，容天容地容水，有容乃大；

玄德可鉴，鉴善鉴恶鉴痴，无鉴才玄。

 

内修一脉精气神，养生涤心悟道；

外敬三官天地水，祈福赦罪消灾。

 

三官驾临，护黎庶乐业安居；

尊庙坐镇，保境界雨顺风调

 

天之高，地之厚，水之深，仁慈莫测；

赐尔福，赦尔恶，解尔困，圣德无穷。

 

古人咏湖陵诗：

宋陈师道《五子相送至湖陵》：

                         中年患别多作别，早日讳穷常得穷。

                         勿云一水四十里，衣冠塞郭何人同。

                         周生子病辍身出，刘子远来今几日。

                         石家仲叔好少年，颇能厌俗从吾律。

                         魏君不独相从早，自君之来吾郤扫。

                         岁月磨人孰能久，反覆看渠难得好。

                          湖陵古城风日寒，情义乃知生别难。

                          高怀已为故人尽，交道应留後代看。

 

宋陈师道《湖陵与刘生别》

                          触寒历险来特特，愧无以当欣有得。

                          向来忧患不相舍，知子用心坚铁石。

                          人畏有心事无难，此语虽鄙理则然。

                          君今意在翰墨间，他日人争让一先。

 

元周权《鸡呜台》

橫空陣氣長雲黒， 戈鋋照耀旌旗色。

龍跳虎躍神鬼愁 ，楚漢存亡一絲隔。

相持兩地皆雄據， 楚力疑非漢能拒。

瑞啟炎圗芒碭雲， 悲歌霸業烏江路。

空遺故壘傳遺跡， 離合山河幾勁敵。

戰塵吹盡水東流 ，落日沙場春草碧。

 

明·王冕《楚汉两城》北城有鸡鸣台，高阜者，乃邓公墓也。

楚汉英雄今寂寞，两城相倚旧封疆。

荒台落日酣红叶，古墓秋风老白杨。

岂是有为增感慨，便令无事亦凄凉。

徘徊望尽东南地，蘆苇萧萧野水黄。

 

明张弼《胡陵城》

汉楚英雄逝水东，萧萧荒垒几秋风。

金戈铁马酣争地，付与寻常负耒翁。

 

明唐文凤《鸡鸣台和刘通判韵》

                             刘项共筑鸡鸣台，嵯峨百尺应危哉。

                             隆准宽仁有大度，重瞳膘悍非良才。

                             剑光电飞大蛇死，天心已归赤帝子；

                             云起芒砀五色奇，咸阳王气清如水。

                             君不见楚歌已绝荒，鸡鸣悲凤潇潇号；

                             五陵千古兴亡只如此，感叹空令愁思增.

 

明刘嵩题鸡鸣台

鸡鸣台下水禽啼，韩信城边雪滿堤。

千里行人愁夜半，一船明月过河西。

 

明普晖《鱼台题景》：

匹马秋风到古棠，小桥流水对斜阳。

郁郎亭毁貔貅去，夫子堂空草木长。

宁母江头云淡淡，观鱼台上月苍苍。

湖陵城与清凉院，物换星移岁月茫。

 

清鱼台知县王荣国《夜过湖陵城战场》：

   野戍荒烟绝，阴磷鬼火生。断魂泣蔓草，剑血溅孤城。

海阔浮沙白，林疏月自明。萧条匹马瘦，游子倍关情。

 

清诗人阎尔梅《游湖陵城》（四首）：

其一

                        海岳周遭万里还，故乡云树魂梦间。

春来踏雪湖陵寺，遥见凫山接峄山。

其二

谁将湖陆唤湖陵，水落洼田麦万塍。

乱后残堤多寄冢，犹随朔望礼神灯。

            其三

洙洸分水向南来，万舳银帆一曲回。

嘉靖末年沙塞后，鸡鸣寂寂剩荒台。

           

其四

曾读汉史诵歌风，千载无人嗣沛公。

记得湖陵方与战，山河疏处想英雄。

 

         村夫读史咏湖陵打油六首

其一

湖陵古邑有渊源，《战国策》里见倪端。

天下一统秦设县，朝代二分宋流迁。

南徙当塗侨置泪，北入高平故居安。

元开漕运兴商旅，明决黄河倾城关。

喜有英雄百姓在，遗址更谱辉煌篇。

    其二

鸡鸣雄台立湖陵，司晨报晓扬高声。

勤劳古人闻早起，莫道驱鬼破楚城。

     其三

沛公反秦初试兵，二三千人攻湖陵。

泗水郡监以城降，功在萧何夏侯婴。

     其四

两城抱河且休谈，泗水经此自不然。

《水经》《汉书》分明写，滚滚流过湖陵南。

      其五

泗水滚滚过湖陵，离城三里闻涛声。

最是元初开运道，漕船竞进夜河明。

       其六

元末明初古运河，黄水夺泗泥沙多。

漕粮漕项苦难过，旋濬旋淤更奈何？

东开夏镇新渠道，西废湖陵旧浅涹。                 

隆庆元年五月里，工成通航见史说。